1945年9月2日，日本签署投降书
，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战事终章落定
。但东北大地，因百万日侨俘的去留 ，悄然开启一段特殊历史进程
，葫芦岛日侨俘大遣返，成为战后秩序重构中无法回避的重要事件。

20世纪初 ，日本借“大陆政策 ”推行国策移民
，《日本移民史》记载，至二战末期 ，东北日侨规模已超百万 。这些侨民多为日本底层民众
，受“开拓满洲
”“王道乐土”等宣传蛊惑，以农业移民(开拓团)
、工业移民、教育移民等形式涌入中国东北
。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副会长 、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研究会副会长张恺新说：“所谓‘武装移民’ ，本质是殖民侵略的工具——日本军人持枪开路
，强制移民在东北村镇定居，这是典型的侵略行为。 ”

日本战败后 ，奉行“弃民政策
”，《战后东北日侨遣返研究》提及
，日本政府不仅拒绝为滞留东北侨民提供任何救济，甚至注销其国籍 ，称其为“满洲国人”
，彻底切断归途 。百万侨民瞬间沦为无依难民，粮食短缺
、疾病蔓延 ，生存根基彻底崩塌
。“部分侨民因曾依托殖民特权压迫中国民众
，日本投降后遭遇民间抵触，处境愈发艰难 ，遣返成为绕不开的现实问题。 ”张恺新补充说 。

国际局势波谲云诡
，中、美 、苏等国基于战后秩序重建需求，围绕日侨俘遣返展开博弈
。《波茨坦公告》明确要求“日本军队完全解除武装后 ，日本国民可获准返回其家园
”
，为遣返提供法理依据。1946年1月10日，军事三人会议商定 ，设立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“三人小组”专门协商遣返计划 。

三方磋商中，因苏军控制大连
、营口港
，仅允许处理旅大地区约20万日侨，其余地区侨俘的遣返任务被推向葫芦岛。张恺新分析：“葫芦岛能成为核心枢纽 ，一是地理优势——港阔水深
，每年冻期仅至11月底，可长时间通航；二是地缘因素——苏联不愿让大量日侨经其控制港口引发治安问题 ，最终多方权衡选定此处
。 ”

1946年5月7日
，遣返大幕正式拉开。东北广袤地域内，散居各处的日侨分批向葫芦岛集结 。辽宁省档案馆馆藏档案《葫芦岛日侨遣返记录》显示 ，日本侨民从城市工矿、乡村垦区出发
，或徒步 、或乘火车(经马仗房火车站等枢纽)，辗转汇聚至葫芦岛港
。

当时专门成立了日侨俘管理机构 ，统筹登记
、体检、分批次登船等流程。1946-1948年间
，超百万日侨俘经此港返回日本，其中战俘16607人 ，创下单个港口遣返敌国侨民数量的世界纪录 。遣返船只来源多样，包括征用的日本商船 、美国军舰及苏联船只
，往返于葫芦岛与日本博多
、舞鹤、佐世保等港口
。

葫芦岛日侨俘大遣返，作为二战后东亚秩序重塑的关键一环 ，背后交织着复杂国际博弈。美国借舰船支援强化在华影响力
，苏联通过限制港口彰显东北利益，中国则在战后重建中处理殖民遗留问题 。从历史研究视角 ，如《东北日侨遣返研究》所言
，这一事件为剖析战后人口流动 、国际关系调整提供了独特样本
。百万侨民的去留，见证了战争创伤与战后修复的拉扯：日侨作为日本侵略的“附属产物” ，其遣返是战争善后的必然；东北大地则因这场迁徙
，逐渐清除日侨聚居区，社会生态缓慢重构 ，比如原日侨房舍多被收归国有
，成为后来国企的厂区。

回溯往昔，葫芦岛日侨俘大遣返的规模、流程及国际互动 ，成为解密战后历史拼图的碎片 。辽宁省社科院《辽宁抗战历史专题研究》指出，这段历史诉说着战争结束后
，现实考量与历史惯性交织的特殊过往——既有国际公约对人权的基本保障，也有战胜国处理战败国遗留问题的无奈 ，还有葫芦岛民众在自身贫困时仍为日侨提供帮助
，却无法抹去日本侵华为他们带来的深重苦难
。

作者：杨茜茜王翕瞳

文中部分图片摘自辽宁省葫芦岛市政府新闻办公室
、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编著《葫芦岛百万日侨大遣返》

来源：中新社微信公众号